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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685年,武曌改元“垂拱”,大赦天下的诏令虽为新年镀上一层祥和,却难掩她心中的郁结——自永淳二年(683年)临朝称制以来,朝堂内外对“女主临朝”的非议如暗流涌动,宰相裴炎、国公徐敬业等人的反对尤令她警惕。
这日,她召集群臣,言辞间尽是威权与恩威并施的震慑:“朕辅先帝二十余载,操持社稷、赐尔等富贵,天下安宁皆出朕心。先帝托孤于朕,不敢有怠,然裴炎、徐敬业竟敢抗逆——尔等有谁位极人臣如彼?有谁若敢效仿,尽可当庭直言!”
殿中群臣在惊雷般的质问下纷纷叩首,山呼“唯太后之命是从”。这一刻,皇权的天平彻底向这位女性统治者倾斜,一个打破传统的时代,在威慑与臣服的交织中悄然启幕。
垂拱二年正月,武曌忽然宣布“还政于李旦”,看似归权的姿态,实则是对皇嗣与朝臣的双重试探。被软禁多年的李旦,目睹兄长李弘、李贤的悲剧,深谙母亲的权谋——这“让贤”不过是帝王心术的幌子。他连递三道辞表,言辞卑微:“儿臣才疏德薄,于朝政素无兴趣,唯愿母亲以天下苍生为念,继续临朝听政。”
武曌看着儿子的“恭顺”,面上欣慰,心底却清楚:这退避之举虽合她意,却难堵天下悠悠之口。那些藏在暗处的非议、潜在的政敌,如未除之荆棘,令她寝食难安。如何洞悉人心、预判阴谋?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,在她的思虑中渐渐成型。
同年三月,由匠人鱼保家设计的“铜匦”横空出世。这方四棱铜箱分设四格:东“延恩”纳求官表、南“招谏”收政论书、西“申冤”接诉状、北“通玄”容告密信。看似兼收并蓄的设计,却因武曌对“告密”的默许,让“通玄格”成为帝国最炙手可热的存在——毕竟,比起求官申冤,借告密平步青云的诱惑,更让无数人红了眼。
讽刺的是,第一个栽进铜匦陷阱的,正是设计者鱼保家。他曾暗中为徐敬业叛军传授兵器制造之术,虽侥幸躲过初查,却在铜匦制度推行后,被仇家一纸告密信揭露老底。
当他被押赴刑场时,那抹直至腰斩仍未消散的凄凉笑容,成了铜匦制度“反噬”的血色注脚——他妄图借制度攀附权贵,却忘了自己早已是他人眼中的“猎物”。
武曌趁热打铁,下诏各地:凡告密者,州县不得阻拦,须备车马、按五品官礼遇护送进京,即便所言无实亦不予治罪;敢阻挠者,以所告之罪论处。此令一出,天下哗然——农夫走卒皆怀揣“一步登天”的幻梦,踏上进京之路。
官道驿站挤满告密者,所谓“告密”,渐渐沦为公费周游的借口:坐官家车马、住驿馆客房,甚至能面见太后,这般“殊荣”让无数底层百姓如痴如醉。
而武曌亦兑现承诺:每日清晨端坐紫宸殿,耐心接见告密者。她要的,正是这全民监督的恐怖平衡——借蝼蚁之口,诛权臣之心。一批以告密发迹的“酷吏”应运而生,他们如锋利的刀刃,替武曌剜除政敌,却也让朝堂笼罩在人人自危的阴云中。
从垂拱改元的威权宣示,到铜匦制度的血色开篇,武曌以雷霆手段撕开了传统礼教的帷幕。她用恩威、试探与告密织就的权力之网,虽助其稳固统治,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“酷政”的争议烙印。
洛阳城,暮色正从青瓦飞檐间漫上来。麒麟侯府内,张起灵指尖摩挲着师父留的书信,墨色“去终南山,勿念”在烛火下泛着浅黄——自武曌推行铜匦告密、启用酷吏以来,朝堂如沸油烹水,师父那身刚正不阿的性子,终究不愿卷入这翻云覆雨的权斗漩涡。他忽然轻笑一声,将信纸折好收入袖中,玄色衣摆扫过青砖时,麒麟面具已覆上脸庞——今夜,他要去拜访告老还乡的刘仁轨,听闻老宰相病体沉疴,从长安归洛阳后便闭门谢客,有些话,怕是再不说就晚了。
出得侯府,暮色里的朱雀大街还未沉寂。街角围了一圈人,吵嚷声混着灯笼的光晕涌来。张起灵挑眉驻足,只见个浓眉大汉正揪着个油头粉面的男子领口,脚下躺着个中年汉子,口吐白沫浑身抽搐,周围百姓七嘴八舌喊着“报官”“赔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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